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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特别的一年，突如其来新冠肺炎疫情给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为社会发展与“互联网+”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全面提高社会治理能力，需要根据当前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不断创新治理理念。

11月12日，第四届互联网大数据与社会治理南京智库峰会在南京市举行，一众专家学者与业界代表共同探讨了数字生态赋能社会治理、推动数字化治理建设落地等话题。

陈勇

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是对城市数字化建设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南京，“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成为创新治理手段、改善治理结构、转变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效能的有效手段。在此次会议上，有三个期望：一是跨界合作，在智库峰会搭建的平台上，企业、网络、媒体、智库领域嘉宾多方合作，跨界融合，谋创新，求发展。二是聚焦南京实践，希望各位专家以南京实践为样本，优化南京方案，总结南京经验，助力南京打造成为数字治理的示范市。三是聚焦数字治理蓝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网络治理、数字治理迎来了新的挑战，为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注入强大的动力。

罗华

人民网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编辑

在数字化时代，主流媒体提升数字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应注重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始终重视内容生产，占领新兴传播阵地。主流媒体有责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引导政府、社会、居民的良性互动。二是技术引领融合发展，提升媒体传播效果。主流媒体要学习掌握一切有利于创新表现形式、提升传播效果的技术手段，把过去的单向发布转向互动化、场景化、精准化的传播，努力扩大地域覆盖面、人群覆盖面、内容覆盖面。三是不断提高服务能力，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主流媒体应该更加重视媒体服务功能的拓展，以新模式、新渠道服务群众，让群众“离不开”。

唐绪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大数据的运用，就是将大量散落在互联网上无序的数据结构化、逻辑化，让它告诉我们通过常规手段不容易发现的问题，从而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关注重点，有不同运用大数据的方法。我们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辅助社会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下一步应更多考虑照顾特殊的群体和个人隐私的保护问题。“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趁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这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我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重点突破的关键五年。

陈勇

腾讯公司公共事务副总裁

远程办公系统的广泛使用，是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腾讯会议直接节约社会成本714亿元。随着新基建的推进和5G、AI、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数字经济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业态和模式，成为我们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用户为本，科技向善，是腾讯始终不变的使命愿景。在推进数字化转型与智慧城市建设的道路上，腾讯将一如既往地与大家携手同行，同心同力发展数字经济，共建共享良好网络生态。

任贤良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互联网在给我们带来“红利”的同时关键词研究工具，也随之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互联网治理事关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感。近年来，我国在互联网治理的立法上取得明显进展，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深入人心。网信办等政府部门加强监管，多次开展专项行动对集中问题予以整治。借此机会，我谈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一是加快立法进程，构建立体化法律体系，进一步释放网络红利。二是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核心技术突破，推进创新融合。三是加强政府监管，推动多主体参与，构建综合治理体系。四是加强内容供给侧改革，着力繁荣网络文化。

方滨兴

中国工程院院士

数据资源要开放共享，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也至为关键，如何平衡隐私保护与数据挖掘的冲突？模型加工场是基于可信计算平台的数据价值挖掘，通过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机制，完善数据安全的分析和建模，形成安全的数据流转闭环体系，建立数据安全机制。具体可实现：一、确保数据隐私安全可控前提下，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效果；二、既实现跨企业或部门的数据安全融合分析，确保各自分享的数据不流失不失控，打破数据孤岛，打通企业或部门间的数据流通；三、基于防水堡奠定数据要素交易流通的技术基础。在未来，模型加工场可用于解决多元数据安全融合分析，助力实战人才培养，推动政务数据开放。

单志广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

国家大数据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从“上网”到“上云”再到“上链”， 区块链掀起了科学、技术和社会治理相叠加的“范式”模式革命，推动互联网从“信息互联网”转为“价值互联网”。区块链的广泛应用，将有力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法治化水平。在未来，区块链在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可从五个方面发力：第一，针对特定行业，建立监控节点；第二，打通信息孤岛，融合政务数据；第三，统一公民身份，保护公民隐私；第四，加强金融监管，规避金融风险；第五，发挥技术优势，助力“一带一路”。他建议，应该根据可管可控、基础建设、创新应用三个方面策略来推动区块链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

李奇

人民网董事会秘书、人民在线董事长

在推动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工作中，人民网、人民在线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探索与尝试。第一，实施内容科技战略，以科技赋能内容产业。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依托人民网建设的传播内容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致力于全媒体矩阵建设和传媒行业转型发展。第二，产品矩阵赋能融媒体中心建设协同推进。人民网“1+5+N”融媒方案致力于将中央级媒体的业务能力、技术能力、经营能力输出给各地、各级融媒体中心，形成协同发展的局面。第三，运用大数据、区块链、AI等技术，搭建“一链三网”的“人民链”数据治理共享和应用平台，形成贯通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信誉评价网络，推动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沈阳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在当今网络众声喧哗的状态下，如何发现风险的弱信号是未来整个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种指数级增长的公共危机，面对应对此种指数级危机我们也需要指数级应对措施。它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党和政府、社会强有力的防控，有效消除指数级增长的社会恐慌并及时预警防控；二是对疫情数据指数级的洞察，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直观呈现隐患问题高发区域与关键点；三是通过对信息进行指数级的高速传播，促进信息扩散与舆情引导；四是百姓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权利让渡，降低指数级防控的社会总成本。未来，通过大数据发现事物演化规律、老百姓心理变化规律，对于从舆论场中找寻风险信号的原始变量、关键变量，对未来风险推演、舆论推演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葆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

媒体融合需要把握三组关键词：技术引领、市场机制、返璞归真。首先是技术引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中特别强调要推动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过去传播学研究将技术视作一种工具，而在今天无论是从行业角度还是从学科领域，技术开始被视作重塑新闻行业和媒体融合改革的一种基础性设施或者基础性构架。其次是市场机制，中国的主流媒体转型应该在市场中通过用户思维、社会思维发挥市场机制的能动性，让媒体真正在市场中起飞、赢得受众。第三是返璞归真。主流媒体应当切中时代脉搏，成为社会现实最核心、最权威、最受信任的定义者。主流媒体要以内容建设为根本，所有的技术、数据、市场机制都应当回到怎么样回应社会现实，去跟老百姓的心声互扣，为老百姓提供真切的服务。

张志安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在政策利好的推动之下，主流媒体进一步深度融合离不开四个方面：第一升级功能。主流媒体不仅是内容的报道者，也是地方治理重大议题的设置者，同时也是区域发展的领导和参与者，从角色升级的角度出发，要更进一步围绕地方党委政府的中心开展媒体工作。第二是注重内容视觉。主流媒体守住内容创新非常重要，无论是向着产品化、内容化、市场化等方向发展，拥有更强的产品体验、更强的视觉表达、更强的情感连接点，是让主流媒体内容创新更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的关键。第三是传播对接。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平台中如何转化和落地以使其精准分发到用户，需要解决优质内容出发点与到达点之间的问题。第四是机制创新。这需要主流媒体在组织再造、媒体内部整合、运作机制管理、激励机制建设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潘涛

南京市委网信办副主任

上半年传播领域的重点变化体现在，一方面，疫情期间网络媒体、政务新媒体的内容收获到很多网民的点赞和转发；另一方面，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之后，有关城市形象、发展、重大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内容信息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当下媒体融合过程中也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自有人才和行业网红打造是否能形成闭环系统；二是原有的传播形态能否真正做到价值输出和情感流动。我认为，疫情之后网络出现了一种变化，即网民对于个体的关注开始更多转向对群体的关注——这对主流媒体来说，如何“听得懂交响乐、做得好流行乐”有很大的启发。

黄楚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新型主流媒体是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手段，正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加快新型主流媒体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以下三点思考：一是准确定位角色，夯实治理基础。新型主流媒体是主流内容、主流舆论、主流价值的生产者、建设者和传播者，是协调社会运转的粘合剂、疏导社会矛盾的安全阀、引导主流舆论的举旗手。二是提升媒体+N，强化治理能力。随着媒体融合上升到国家战略，其发展趋势是媒体+服务，+政务，+商务，+N。三是推进纵深融合，挖掘治理潜力。“十四五”期间强化新型主流媒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需要以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保驾护航，以全媒体传播格局提高传播效率，以新兴技术和互联网思维转变传播观念。

高大为

腾讯公司安全管理部高级运营总监

后疫情时代，科技如何成为助力社会治理的常态力量引人深思。作为互联网公司，提出三个方向：一是提升高质量内容产出，加强辟谣等信息纠偏工作，实现内容的“供给侧改革”；二是以社会价值评估为基础，引导科技参与社会治理关键词研究工具，在科技产品成长过程中植入向善价值观；三是关注科技伦理，不断自我警示，坚守伦理底线和价值尺度。最终通过多方合力，推动构建数字生态协同共治体系。

刘鹏飞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人民在线副总编辑

人民网新媒体智库高级研究员

我国政府正在经历从单一电子政务到数字治理的转型，评估其数字治理和创新实践可以从政府的基础保障力、数字创新力、治理行动力和公共引导力几个方面出发。根据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布的《2020中国政府数字治理指数报告》，政府数字治理能力较强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前五名分别为北京、浙江、广东、上海和江苏。在数字治理的浪潮下，政府提高数字治理能力可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织紧安全框架，树立大数据标准和城市智慧防线。第二，应打通协同梗阻，携手整合社会多方资源。第三，认知应与时俱进，升级大数据素养与数字领导力。第四，应弥合数字鸿沟，营造数字友好型智慧社会。第五，应护航发展引擎，深耕社会治理生态体系变革。

（观点按嘉宾论坛发言顺序排列）

整理：人民网新媒体智库